深圳APEC越来越近，高市早苗却仍未解决对华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。 想恢复高层接触，又不肯纠正涉台错误言行，日本究竟准备怎么往下走？ 一、称呼变化引关注，中方要求始终明确 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。 对日本而言，这原本是参与区域经济合作、开展高层交流的重要机会。 如今，中日关系持续紧张，高市如何处理参会与对华接触，受到关注。 事情要从2025年11月7日说起。 高市在国会答辩时，将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的对台军事行动与日本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联系起来。 这种表述涉及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，直接触及中方最敏感的主权问题。 中国为什么坚决反对？因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。 日本领导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，涉及的已经是日本可能采取什么行动，不能用一般的安全关切轻轻带过。 更何况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明确的历史责任。 1972年《中日联合声明》载明，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日方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一立场，并坚持遵循《波茨坦公告》第八条的立场。 既有承诺，必须体现在实际政策中。 到了2026年9月28日，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，再次指出，日方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。 这一要求没有因为APEC临近而改变。 两天后的外交部记者会上，郭嘉昆谈及日本核政策时，直接使用了高市早苗的姓名，没有附加首相职务。 这个细节引发日本媒体关注。 但真正值得重视的，是同期中方持续表达的严正立场，以及要求日方采取的具体行动。 这次记者会针对的，是日本防卫大臣有关不应排除讨论核武器、核潜艇的言论。 涉台争议尚未解决，日本安全政策又出现新的危险表态，中方对其政策走向的警惕自然进一步增加。 因此，只改变对华措辞，很难改善眼下局面。 中方要求日方纠正错误言行，涉及主权、安全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。 高市想恢复接触，就必须回应这些实质问题。 二、想争取会见，高市必须先处理自己的政策 高市并非不知道中日沟通的重要性。 9月17日，她在记者会上仍称中国是重要邻国，强调将继续保持沟通。 但谈到APEC期间的会谈安排，她没有给出确定答案。 这恰恰体现了她的困难。 日本希望保持对华联系，现政府却又没有完成中方要求的政策纠正。两种态度同时存在，具体会谈安排便难以顺利推进。 从政治得失看，高市可能顾虑国内支持者对撤回言论的反应。 此前采取强硬姿态，如今作出调整，需要解释原因，也需要承担政治责任。 但这只能说明调整可能存在阻力，不能成为继续维持错误表述的理由。 参加APEC，也不会自动获得中日领导人双边会见。 多边会议有自身议程，两国领导人是否单独交流，需要另外协调。 日方若希望借这一机会改善关系，就应当提前创造适当条件。 对高市而言，即使出席会议，倘若未能实现期待中的对华接触，也可能受到国内质疑。 若选择缺席，又要解释为何放弃重要的区域合作机会。 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政治后果，需要由日本政府自己权衡。 不过，拖延决定只能延后公布安排，无法解决涉台分歧。 中方要求清楚，问题的起因也清楚。日方越是回避原先的错误言论，恢复政治互信就越困难。 日本还希望借助美国向中方传递立场。但美国有自己的外交安排和利益考虑。 即使美方愿意协助沟通，也无法代替日本政府纠正言行，更不可能替东京履行中日政治文件中的承诺。 今年5月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已经赴苏州参加APEC贸易部长会议。 这说明，日本参与APEC合作与中日政治分歧可以同时存在。 高市本人如何安排出席，仍须由日方作出决定。 中方接待岩屋毅，同样体现了继续开展交流的意愿。 与此同时，王毅当面提出纠错要求。 愿意沟通与坚持原则并不矛盾，日本不能只期待交流带来的便利，却回避造成关系紧张的具体原因。 三、企业需要稳定，日本政府必须作出选择 政治关系长期紧张，企业很难毫无顾虑地开展合作。 采购、投资、市场布局都需要稳定预期。 日本政府一边强调经济安全，一边让对华关系持续恶化，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便难以减少。 2026年1月6日，中方加强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，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、军事用途，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。 这项措施有明确对象，直接涉及日本相关用户的采购与合规要求。 对有关企业而言，最终用户是谁、产品用于何处、是否符合许可条件，都关系业务能否继续。 日本政府若持续推动引发中方安全关切的政策，就必须认真评估这些实际后果。 APEC讨论的贸易便利化、投资和区域合作，也正是企业关心的议题。 日本领导人若缺席，将减少亲自参与磋商、集中开展交流的机会。 若出席却不能改善对华沟通，企业同样难以据此获得更稳定的预期。 高市还要面对国内政治压力。 9月的时事通信民调中，其内阁支持率降至44.1%，为该机构调查中的上任以来最低。 不过，不同机构的